来源：36氪

　　确诊只是第一步，接踵而至的是，孩子起伏的情绪、无法明确的病因与不断反复的病情、药物副作用与依然存在的疾病污名化问题。

　　孩子与家长成为共同面对的人——他们依靠自己的多次“试错”来摸索到底应该做什么，而很多孩子在经历了数次休学、复学，漂泊在疗愈之旅之后，始终无法回到学校。当这一项长期性的精神类疾病的代价，最终压注在一个家庭身上，家长和孩子，需要面对重重关卡，他们都有各自的困境。

　　我们选择了城市中产家庭作为观察样本，原因有许多：这类父母通常受过高等教育，对抑郁症有相对高的接受度，但受限于自己“小镇做题家”的成长路径，他们又会有意无意对这种病的严重性产生误判；他们在所在城市拥有一定的财力和资源，可以支持孩子接受各种昂贵的疗愈手段，帮助孩子转学、复学，但这种支持是有限度的。

　　同样，中产家庭的孩子们，他们拥有相对优渥的教育资源，但生病后一旦休学，沉没成本就显得更加高昂；他们是网生一代，对抑郁症的耻感天然极弱，但仍需要一纸确诊来帮助自己暂时中断学业；他们有想法，有兴趣爱好，生病后试图寻找新的人生轨道，但骨子里摆脱不掉“不考大学就是异类”的固有认知。

　　每个人都深陷矛盾中，这种矛盾感是我们在采访中最深刻的印象。面对抑郁症的阴云笼罩，仅靠一个家庭的力量，他们难以渡过难关，而需要系统性的社会支持这一点，就体现得更加明显。

　　文｜肖薇薇、张志浩

　　编辑｜王婧祎

　　来源｜GQ报道（ID：GQREPORT）

　　封面来源｜IC photo

　　在河北C市，15岁少年轻尘过着与同龄人完全不同的生活。他不去学校，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后抱着电脑听歌、学习作曲，他在写一首歌。有时精神亢奋，他会写一整夜，凌晨四点再出门跑步。不想回家的日子，他就买张车票去其他城市，白天坐公交，晚上睡在火车上，寻找一种“具体的活着的感觉”。

　　他有时候会想，在另一个平行时空，他没有确诊抑郁症，没有休学，如今在C市最好的重点中学读高一，他过得怎么样？

　　休学的两年里，轻尘接受了持续的药物治疗与心理咨询，参加了许多次疗愈之旅，服药从两种增加到现在的七种，还做了催眠治疗与经颅磁刺激治疗，却都没有如期待中的一步步攻克疾病。前段时间，他感觉自己的抑郁与焦虑加重，开始出现惊恐症状，有时分不清自己在做梦还是醒着。

　　他与父母之间，似乎一直在进行一场拔河比赛，总往不同的方向使力，总是错位。父亲每往前走一步，办理转学、入学手续、与班主任沟通，眼见着下一步就能实现复学，轻尘就会掉回一段更抑郁的状态。轻尘再次想逃离C市，于是找了幅地图，画了条从华北到西北边境线的旅行路线，跨越一万公里。

　　而复学的时钟已经敲响——根据教育部门学籍管理的规定，普通初中学生因病连续休学原则上不得超过两年。最晚9月，再不回学校，他的初中学籍就没了。

　　两个家庭

　　时间回到四年前，2019年，轻尘考入C中——C市升学率第一的中学，学生除了全省的尖子生，还有从广东、北京慕名而来的人。这是一所沿用“衡水模式”的封闭式管理学校。入学的第一周、第一个月，轻尘都被评为学习之星。

　　然而，半学期后，轻尘开始频繁的胃疼、发烧。最初没有人朝抑郁症上想。父亲郑博闻带着儿子跑了消化科、内科，症状没有缓解。

　　更让郑博闻意识到问题严重的是，轻尘不去教室了，后来范围缩小到不出宿舍门。这和郑博闻认识的儿子是两个人。曾经他因儿子学习成绩优异受到不少夸赞，“恁家的轻尘学习成绩全区第一，清华、北大的料啊，不像俺家的谁谁谁，一天就知道玩。”

　　郑博闻在C市某政府部门工作，妻子是老师，对于这座城市的中产家庭来说，C中代表着当地最好的教育资源。“进了C中，意味着一只脚踏入985大学的门了。”

　　他和妻子没法接受轻尘突兀的暂停。这在C中称得上“天大的事儿”，这里奉行的宣言是，“今天停下来，明天就会被人超越”。他和妻子轮流请假，向学校申请做宿管，打算陪着轻尘上下课——C中惯例，家长做宿管，可以单独分一间宿舍。郑博闻还假装过一次心脏病发作，轻尘吓到了，晚自习回了教室，盯着书发了一晚上呆。再后来，“威逼利诱”，什么招都不管用了。直到2020年底，在北京两家医院，轻尘被医生诊断为“情绪障碍”，量表结果指向中度抑郁、重度焦虑。

　　休学两年至今，轻尘还没有重新回到学校。所有的复学尝试都失败了。除了持续的药物治疗与心理咨询，他更多的时间漂泊在青少年线下营与抑郁症疗愈机构，如同身处一个个孤岛，远离了原本熟悉的同龄人的校园生活。郑博闻和妻子也在重新认识一个新的孩子。

　　这样的家庭不是个案。今年初，我看到一篇报道，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提到一组数据，中国抑郁症患者近1亿人，2022年，青少年抑郁风险检出率为24.6%，他在门诊见到很多上不了学的孩子，在家待了半年、一年不等。报道没有提及的是，当孩子得了抑郁症，很长时间无法回到学校，他们的家庭在经历什么？

　　我联系上两家青少年抑郁症互助社区，也去拜访了北京回龙观医院与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青少年精神科，想找到问题的答案。通过社区，我联系上十几位青少年，他们来自不同的城市，年龄在十几岁到二十岁出头，病程均超过两年，最长达六年，大都经历了多次休学、复学，还在持续的治疗之中。

　　和轻尘一样，白桃也是在2019年不肯去学校的。她就读于四川A市的一所重点高中，那天中午，在城市另一边工作的母亲顾莉匆忙赶回家里。跟所有中产父母一样，她拼命工作，早早在A市的重点中学旁买了套学区房。言语冲突中白桃跑上楼顶，顾莉跟上去抱住她，问她为什么，白桃只是呆滞。眼看着下午上课时间到了，顾莉感觉火气上来，猛地把女儿拉到屋檐边，语气凌厉，“你跳啊，跳下去什么都没有了。”

　　女儿被吓得哭起来，脸色苍白。顾莉也哭了，用力搂住女儿往家走。那天之后，白桃躺在床上，动也不动，什么也不愿意说，也不肯再去学校。中考前两个月，学校担心她影响升学率，多次劝说与施压下，顾莉去办了休学。

　　随后白桃在四川省某三甲医院确诊了重度抑郁，顾莉又带着女儿去了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她说，那时迫切地希望寻找更高级别的确认，“万一上海的医生说不是抑郁，回去我们把教育模式再改变一下，孩子的病或许就好了。”白桃在上海住院的一个月，儿童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师一起会诊治疗。之后她持续地接受药物治疗与心理咨询、疗愈，经历四次住院，病情依然反复不定。休学以后，白桃一直没能再回学校。

　　做这篇报道之初，我执着于追问，孩子为什么病了，但我很快转变了探寻的重点。事实上，要真正理解抑郁症很难，作为一种常见的精神障碍，这是一项暂时没有发现准确生物学指标与病理改变的疾病，至今无法明确病因，最终只能指向生物、心理因素与更大的系统。心理咨询师李松蔚告诉我们，一个最大的偏见就是，“生病的孩子背后，一定有一个生病的父母。”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当然也有刻板印象中很不称职的父母、问题家庭，更多的父母则显得“平平无奇”，他们不完美，也绝不算糟糕。然而，他们的孩子还是病了。

　　我意识到相较于追溯源头，更重要的是，确诊之后，怎么更好地帮孩子走过漫长的疗愈之路。这些孩子的漂泊背后是持续的、费用高昂的家庭经济支持和无尽的情感投入。我试着联系这些孩子身后的家庭，想知道，当面对一项长期性的精神类疾病时，一个普通的中产家庭到底将面对什么，又能够做些什么。意料之中，大多数父母都拒绝了采访。一位妈妈犹豫了许久，在回信中说，她不想再说什么，“我们是失败的父母，没有给到孩子力量支持。”

　　郑博闻是第一位同意见面的父亲。我们去了河北C市，约见的饭店离他工作单位不远，下班后他骑了自行车过来。他四十岁左右，身形清瘦，穿着一身深色立领外套和衬衣，相貌儒雅。一落座，他问了许多我们的求学与工作经历，反复确认我们关注抑郁症青少年的初衷。上菜时桌上的话音落下，老板娘认识郑博闻，总会打声招呼。

　　他把采访地点定在了我们住的酒店房间，在酒店大堂，他没有和我们站在一起，而是远远地独自站在电梯口。郑博闻坐在沙发上，主动提起了自己有过抗拒与顾虑——他在网上看过许多文章，提到抑郁的孩子，断定就是家庭关系比较恶劣，最极端的说法是，“父母皆祸害”。

　　最终决定见面，是因为郑博闻此时站在了一个分叉路口，孩子确诊抑郁三年以来，休学已近两年，今年9月再不回学校，初中学籍就没了。

　　他带着一个疑问，“如何接住这些休学的孩子？”

　　钱

　　钱，是这些中产家庭“接住孩子”逃不开的问题。

　　确诊后，第一件事是决定“要不要给孩子吃药”。2020年轻尘确诊后，郑博闻担心药物副作用，最终选择带他去了北京一家中医院，拿了三周的药，包括一袋中药与一款抗抑郁、焦虑的西药，花了一千多。

　　这是一笔持久的开销。每三周需要去北京复诊，郑博闻开车带着孩子，去程三个多小时。医生问了下作息与情绪怎么样，开了同样的药，只是调整了用量。异地就医来不及办手续，也无法用医保。这款药副作用太大，后来医生调整换了进口原研药，价格更高。后来受疫情影响，轻尘转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治疗，诊断还是中度抑郁与重度焦虑，医生的用药风格却迥然不同。

　　每个月轻尘自己坐高铁去复诊一次，药钱都在一两千。这次医生给他开了五种西药，分别解决抑郁、睡眠不规律、焦虑的问题，吃了前三种药可能出现的狂躁，需要另一种药压制，最后一种药用来止痛——他的“躯体化障碍”显著，胃疼与肚子疼时常紧跟着焦虑与抑郁发作。

　　轻尘近期需要吃的药

　　白桃的情况严重许多，大头是住院支出。顾莉算过一笔账，四次住院，医药费差不多花了15万。最贵的一次是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特需病房，住了五周，医疗费花了八万多，无法医保报销。“这还只是住院费，没有算来回的路费、排队等床位期间在上海的吃住费用。”住院期间，每周有一天探视日，顾莉坐高铁去上海。因为工作需要，有时连夜就赶回来。

　　心理咨询开始得更早，从孩子不去学校就开始了。轻尘的老师介绍了一位心理咨询师，在C市老城区，与几所著名的中学距离很近，玻璃门上贴着服务项目：青少年拒学、厌学、网瘾咨询、学习动力不足。费用是500元一次，每周一到两次。

　　除了线下的咨询，郑博闻和妻子还找了一位线上心理咨询师，生病的第一年，他们与孩子每周分别会和咨询师聊一次，每小时500元。他加了一个家庭教育课程群——交了三千块钱入群费，群主是有人推荐的一位咨询师，他的孩子也有过抑郁经历。

　　药吃了，心理咨询也在做，可孩子的病情却没什么起色。当家长穷尽当地资源，无能为力之后，疗愈之旅成了许多孩子出门的去处。2021年夏天，家里一位老人去世，轻尘感到悲伤到了极致，但流不出眼泪，“好像刚做完一个手术，脑子被挖出来了，套上一层保鲜膜”，生存意志也很低。葬礼结束后，郑博闻开车带他去了青岛，参加一个抑郁症社群组织的线下营活动。

　　为期一周，在海边一间酒店，30多个抑郁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在陪伴者的带领下，参加沙盘等活动。去年夏天，轻尘又去了青岛，第二次参加线下营，一周后，跟着线下营的一位陪伴者去了深圳的活动，两场活动收费都是几千元。陪伴者也是一位心理咨询师。活动结束后，轻尘提出，想让陪伴者一对一陪伴他一个月。

　　陪伴是按天收费的，吃饭与交通另算。郑博闻深思了会儿，打视频跟陪伴者聊了聊，基于对抑郁症社群的信任，他同意了，给轻尘打了钱，第一次打了一万多元。轻尘在酒店住了一个月，陪伴者会带他学潜水、录歌，在深圳周边玩一个遍，当他出现情绪问题时，对方又能回到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角色。

　　市面上疗愈活动纷杂，报名费从几千元到几万元都有。一位家长告诉我，很多活动甚至会打着“一个月治愈抑郁症”的招牌，收费最高达十几万，称带孩子出国游学一趟，病就好了。对于普通中产家庭来说，这些费用并不轻松，但“心里着急的时候都想试试”。

　　去年后半年，轻尘有80多天在路上，打卡了许多城市，每个月他会回一趟C市，再去石家庄复诊。他去了北京、上海几天录歌，和深圳的录音棚对比效果，还飞去昆明，见了线下营认识的一位朋友。到了一个城市，轻尘会给他们打电话，说下一段行程。今年1月，轻尘去了杭州，参加一个抑郁症青少年共居小屋，为期一个月，收费过万，周末餐食与活动自理。

　　郑博闻想过陪孩子一起出去，但现实条件不允许，那需要很多的钱、时间。他与妻子都是工薪阶层，妻子是老师，平时很难请假，家里还有生病的老人需要照顾，离不了人。

　　杭州共居小屋活动结束在周五，郑博闻特意请了一天假，坐高铁去杭州接轻尘回家。时间很紧，他们还绕道去了趟安徽黄山，赶在周日晚上到家。郑博闻感受到，轻尘一路上都很愉快，尽管下山时腿在抖，但还坚持往前走，直到山脚。

　　郑博闻和轻尘聊了聊，第一次提到了金钱上的压力。“疗愈旅行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

　　“就这一两年。”轻尘回答他。

　　“你觉得我的病就这么轻吗？”

　　“想着法往前走呗。”两年前，从北京确诊回来时，郑博闻宽慰儿子，以前我们感冒，身体也很不舒服，喝点水，出出汗就过去了，这次也是一样的，慢慢就没事了，不要有太大压力。这是他的习惯性思维，总想把病往轻了说。

　　“你觉得我的病就这么轻吗？”轻尘的反应却很激烈，近似质问道。

　　郑博闻语噎。他解释道，自己试图去剥离这样一种精神疾病的标签，担心孩子把症状对号入座，给自己贴上标签了，之后会更加强化自我暗示。轻尘却认为这是他们的回避，“大家心照不宣地都不去触碰这个事。”聊天时，郑博闻很少提到“抑郁”二字，更多用“出状况”“孩子状态不好”来代替。周围人问起也是如此，请假、休学也只是笼统提了生病。

　　他有许多现实的顾虑。他了解到的情况是，一旦学生有了心理状况，学校怕出安全问题，往往做法是赶紧通知家长，往校外拽。C市许多的民办学校，学习差一点的孩子，学校都不愿意要，甚至要求孩子退学。

　　这是钱以外，所有抑郁家庭必须面对的另一重考验，如何看待抑郁症这种病。

　　郑博闻是70后，从农村考上大学，在他成长与刚工作的那个年代，很少听说孩子出现心理问题。他想不明白，孩子为什么突然就不肯去学校了，习惯性地劝解孩子：遇到问题，要在学习中去解决问题，“咱不要停下来，一停下来就很麻烦。”

　　他给孩子讲自己读书时候，成绩也经历过起起落落，崩溃的时候，他就去跑步、发泄一下情绪，“没别的办法，就靠强大的心理。遇到问题了，躲是躲不开的。”但他每次说完，轻尘就会更加崩溃、发脾气和摔东西。不仅是C中，学校一度都成为这个家里的禁忌词，不能提。察觉到孩子的抗拒与痛苦，郑博闻不再说这些。

　　他经历了一段“病急乱投医”的慌乱时期。在网上搜情绪障碍，仿佛掉进一片讯息的汪洋大海。同样是抑郁，每个人说的都不同，孩子状况不一样，服用的药物不同，走出来的路径也不一样。他到处打听有没有不肯去学校的孩子，别人推荐什么方法，他都会试试。一个周末，郑博闻甚至带孩子回了村里，请一位“神仙”老奶奶，磕完头，给他配了一包药粉。

　　轻尘生病之初，经常不睡，他们也睡不着，有时饭也不吃，饿了泡包方便面。他总想着“纠正”，他一去说，父子俩就开始“干仗”。为了缓和关系，他加入了朋友推荐的一个群，据称是清华大学的老师创建的，女儿抑郁症之后，他通过自我疗愈引领女儿走了出来。他建了一个群，引领着大伙一块学，入群费三千多块钱一年。群里有一百多位家长，时不时就有突发事件——孩子崩溃了，要自杀，群主会语音直播指导家长怎么做，其他家长围观学习。

　　他的手机里还保存着很多条家庭教育课程的音频，点开一个音频外放给我们听，标题是“要在爱中管教”，内容却是让家长“如果不懂怎么沟通，多闭嘴”。郑博闻加了很多家长社群，有些因为没续钱，已经被移出群聊。晚上与周末，他与妻子在手机上听家庭教育的课，声音外放，门也敞开着。

　　学是学了，他还是不知道怎么开口，一说又不自觉变成了“说教”味儿。郑博闻记忆里，他与父母也没有过“谈心”，“爱肯定是有的，但就是不会（和孩子）沟通。”

　　有一回，轻尘告诉他，班里的同学好像敌人一样，他成绩排在前面，后边一直有人要追上来。郑博闻当时不以为意，他觉得，学生之间你追我赶，似乎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老生常谈道，“你学你的就行了，不要把这些看得过重。”

　　可现在他反思，一个12岁的孩子，可能并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种变化，因为学习上的竞争，成为了现实里的敌人。我们聊到晚上十点多，郑博闻面色疲惫，整个身子陷入沙发里。我们原本打算结束谈话，他却突然问起，轻尘昨晚凌晨才回家，“你们昨天游玩时间不短，他是不是不愿意回来？”

　　能明显感受到他的小心翼翼。说起什么，他会不自觉地问，轻尘提到过吗？他怎么说的？在C市的几天，我们几乎是郑博闻与轻尘之间的传声筒，尽管他们住在同一栋房子里。轻尘出去玩会拍很多照片，有时候还写一些文章，发在公众号上，郑博闻会点个赞，发个大拇指的表情包，更多就不知道聊什么了。

　　在C市，轻尘愿意出门的日子，郑博闻开车载他到处转，也会一起跑步。夏天的下午，一起骑自行车，绕着C市最大的湖骑行，路两旁的树很高，遮下一片片树荫，风从耳边吹过，感觉不到晒，心情觉得很畅快。后来轻尘会经常骑车去做心理咨询。

　　轻尘旅行在外的日子，到了晚上11点，还没打来电话，郑博闻妻子会打过去，有时轻尘没接，郑博闻盯着微信步数，步数还在动，他们就等等，直到轻尘回了宾馆。即便轻尘在C市，他们也少有交集，郑博闻白天上班，有时一起吃个晚饭，后半夜轻尘多在写歌。郑博闻不懂音乐，也很少过问什么，尽力去支持孩子的兴趣，“他高兴就可以。”

　　陪伴

　　白桃的状况总是时好时坏。抑郁发作时，她害怕出门，就躺在床上，生活完全依赖顾莉。作息也昼夜失律，整夜打游戏，和游戏里的朋友聊天。一开始顾莉会制止，但这会令女儿的情绪变得糟糕。女儿变得极度缺乏安全感，有时东西找不到了，都会让她产生恐惧，“感觉家里是不是有鬼在偷东西”。

　　当顾莉第一次看见女儿用小刀在手臂上割出一道道血口，血淋淋一片时，她全身发冷，强硬地拽过女儿的手，消毒、包扎，吼着，“你伤害我放在心尖尖上的人，你怎么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后来白桃去上海专科医院住院，医生问为什么要划自己的手，白桃说，可能我想让妈妈难过吧。

　　顾莉无法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心里很乱，揪成一团。她在心里拉扯了许久，问女儿，需不需要妈妈辞职，一直陪伴你？

　　这是遭遇抑郁症的中产家庭的又一重关卡，是不是该辞职，尽可能多的陪伴孩子？顾莉加入的一个抑郁症家长社群里，一位妈妈24小时在家陪着孩子。当孩子躺在屋子里，陷入一种木僵的状态，不愿意出门，拒绝沟通时，她就会破门而入，把孩子拖出来。她反对给孩子吃药与住院，而是花了十几万买一对一的雅思课程，两千块钱一节，老师每天都来，“钱给你交了，上不上随你”。后来孩子对她很信任，也很依赖，“连滚带爬”地把高中读完，还申请了国外的学校。

　　顾莉不认可这种粗暴的方式，也自问没有这么雄厚的经济实力。她快40岁了，一旦辞职，以后可能不会再有重回职场的机会。小时候，她见到自己妈妈因为没文化被欺负，立志要出人头地，让家里扬眉吐气，她与丈夫一路奋斗到今天，她也很喜欢现在的工作。辞职后，一家人需要面对比较大的经济压力，生活质量会下降，也不可能再支持女儿说走就走的疗愈旅行。

　　她与丈夫都是重点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工作后，她是单位里学历最高的人，专业职称考试、评定也一路领先。为了不缺席对女儿的陪伴，晚上她会早早带着工作回家，女儿在房间写作业，她才在客厅处理工作。

　　女儿生病后，她把原来用于专业学习与考证的时间都用在学习心理学与沟通的课程，却好像依然不够。陪伴孩子，最大限度的满足孩子的情感需求，是她必须要完成的另一项功课。2021年，顾莉工作调动，必须去外地，女儿由姥姥照顾，每天会给顾莉打无数个电话，不停发信息。

　　顾莉当时工作极其忙碌，有时正在开会，她会简单回个“好的”、“了解”，工作忙完再打过去。电话那头女儿总是兴致勃勃地讲着，她会聊自己负面的情绪，她的痛苦、失落，她的恋情，也会聊一些开心的事情，喜欢的动漫角色、买的新衣服。顾莉安静地听着，直到了深夜，筋疲力尽的她睡着了，然后就会听到女儿在电话那头暴怒的吼叫，把她喊醒。

　　有时周末，顾莉太累了没能赶回家，女儿会控制不住地在家里摔东西，甚至出现断药，断药后就会失控，再次“割手”。有一次，她把一星期量的安眠药都吞了，最后在紧急情况下，被送去了医院。

　　出院后，顾莉把女儿接到了自己工作的城市，把刀具、药管得很严。她想做些什么，让女儿不那么痛苦。那段时间，女儿的精神极差，几乎难以单独出门——医生换了一种治疗重度抑郁的药物，吃了后，人直接被“放倒了”，感觉全身都是麻木的，但脑子转得非常快，睡觉时也会经常惊醒。顾莉每天设了闹钟，提醒女儿吃药，吃半粒的药，一次只给她半粒。

　　白天一有空，顾莉就给女儿打电话，想不想来妈妈工作的单位待一会儿，下班后问，想不想出来走走。晚上白桃会上网聊天和打游戏，顾莉就在她旁边坐着看书，她买了许多心理学的书。到了睡觉时间，她会说，妈妈明天要上班，先睡了。上班前，她会亲亲女儿，告诉她，“我爱你，妈妈上班去了。”见女儿还在睡，没什么反应。顾莉打开窗帘透阳光进来，让她感知到白天来了。

　　可等到下一次极度痛苦的感觉暴发时，女儿依然会自伤，甚至更激烈。多数时候，顾莉只能在一旁静静陪着她，有时抱着她，等她平复下来，给她包扎与消毒。她的精神得时刻紧绷，如果出现过激的情况，她需要去制止。事后，她们都得去做心理咨询。女儿后来也和她解释过，自己误认为这种宣泄可以作为气妈妈的手段。顾莉状似平静地讲述着。电话那头会陷入安静，我们的对话就停下来，我能听见她的哽咽。

　　顾莉说，就像坐在一趟过山车上，平缓的状态总是持续不了多长时间，无论她穷尽怎样的努力去陪伴，女儿总是很快会掉落。

　　乌托邦

　　白桃今年19岁了，原来班级的同学已经进入了大学阶段，他们每天都在上学，“拿着一个ipad、笔记本电脑，在弄一些很高级的东西，分享他们写作业的deadline。”

　　她也想回学校，想考大学。她觉得自己还是必须和大家走过同样的路，“那是一种从小被规训的思维，不读高中，不考大学好像就是异类。”于是，顾莉给她报了个补习班，课表和学校一样，从八点钟上到下午四五点。白桃回家说，班里的孩子年纪比她小两三岁，她觉得有点尴尬。

　　强撑着上了一个多月，直到补习班第一次考试，白桃交了白卷。她已经写不出来一个字，看着试卷会晕字，她拿着试卷，听到老师的指责，你在干什么，为什么摆烂。她好想说，自己没有摆烂，只是生病之后，“我的学习习惯好像已经全部都没了。”

　　白桃没再去补习班，她去了杭州共居与疗愈小屋。这是顾莉在一个公众号上看到的，她觉得女儿在这里应该会比在家里开心。刚到小屋时，白桃作息颠倒，没办法参加活动，陪伴者每天都会来叫她，但不强求她参加活动。后来慢慢地，她觉得不好意思，主动起床参加活动，找大家聊天，一起做饭。心情不好，不想说话时，没有人会来打扰她。周末她就自己在杭州到处逛逛，喝奶茶、吃蛋糕。没有人会问，她为什么没有上学。

　　白桃说，这像是他们的一个“乌托邦”。小屋里允许孩子情绪崩溃。白桃在小屋那段时间，到了晚上，时常有人崩溃、大哭、吵架，甚至喝醉了拿头疯狂撞墙，陪伴者就默默陪在他们身边，避免出现紧急状况，但没有人会过分干预，等大家情绪发泄完了，陪伴者再引导他们互相道歉、和好。一个月共居结束，许多孩子有了分离焦虑，甚至无法离开，有人留下来参加了五六期。

　　我们和白桃有次通话时，她刚刚结束一段旅行回到A市。当时她的声音听起来很雀跃，她给我发了最近做的美甲，一套粉蓝色的、点缀水晶的可爱造型。她告诉我，妈妈给她联系好了一所国际学校，氛围更宽松，“我可以慢慢恢复，恢复到有足够的能力去学校再去。”

　　然而病情反复，她的状态再次“脱了线”。作息很快颠倒了，白天窗帘紧闭，身体感觉很沉重，没有力气起床，晚上却怎么也睡不着，在家里来回踱步。5月底，我们再联系时，白桃又去了杭州小屋。她说，想再调整一下状态。

　　这些昂贵的线下营与疗愈之旅，是许多抑郁孩子的“中转站”。有的孩子来过一两次，有的孩子每年都会回来。也有孩子参加了许多期后，不愿离开，成为志愿者、陪伴者与社群管理员。“它太符合我们这些抑郁孩子的心理需求了”。白桃说，在这里，她能找到一群正在经历同样病程的人，“那是一种很难得、很珍贵的感觉。”

　　轻尘辗转了多个线下疗愈小屋和旅行后，状态有所好转，中间回C市，他主动提出复学。郑博闻给他办了转学、入学手续，去了家附近一所学校，考学压力没那么大，他们方便照顾。

　　可手续刚办好，轻尘又打算出发了，他承诺，回来就复学。他去了广州、厦门，去了华南师范大学、厦门大学校门口拍了张照片，还飞去昆明，见了线下营认识的一位朋友。他们聊抑郁症，聊音乐，但他还是觉得少了点什么。

　　一次疗愈之旅归来后，学校已经进入寒假，在上网课，轻尘去旁听了一节英语课，老师讲解完形填空题。下课后，心里那种“不好的感觉”又回来了，轻尘说，他感受到身边人都很焦虑，“就像一个机器坏了，他们迫切地想要修好它。”他掉入了时不时发作的“惊恐”症状，窒息感强烈，强迫行为也更加明显，他在手机备忘录里记自己的想法，每天不断地记，不断地重来，记了超过一万条，他去了医院复诊。

　　复学再度搁置了。一切又回到了原点。在C市，轻尘约我们在他做心理咨询的工作室见。初次见面，轻尘显得有些紧张，脸涨得通红，说话会卡壳，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咨询师得陪同坐在一旁，不时帮他补充。我们聊了会儿，熟悉了一些，他才能讲完整的句子。轻尘看起来比初中生显得成熟，高高壮壮，穿着清爽，白色T恤上印着卡通笑脸，头发理得很短，戴了副高度近视眼镜，出门都会拎上一个帆布包和大大的水壶。吃药之后，他胖了快三十斤。

　　轻尘说，他感觉自己的状态最近更加糟糕了，他定好了新的旅行路线，想去华北到西北边境旅行一趟。郑博闻叹了声气。办理复学的流程并不容易，数次爽约，也使得郑博闻与学校之间的沟通变得艰难。郑博闻察觉到轻尘的逃避，但没有点破。他也没提其中的难处——中学生的休学、留级，一年是一年的新政策，他始终悬着心，不知道下一次会不会顺利。

　　距离最后的复学期限只剩4个月。郑博闻没敢多问什么，每天照常上班、下班，只是家里桌上时不时多了点东西，一些预防高反的药。

　　缺失的中间地带

　　休学与复学就在天平两端，谁也不知道那个中间地带在哪儿。一个现实的难题是，孩子在中断学业、接受长时间的疗愈后，很难一下回到正常的学校节奏与教学进度———全天候上学，作业得写，早晚自习得上，以及参加考试。停滞的时间越久，在“乌托邦”的时间越久，回归的难度可想而知就越大。

　　青少年抑郁支持平台 “渡过”的负责人李香枝告诉我，许多孩子复学后，回了学校又被“退回来”，跟不上学校的节奏了。休学青少年在这里参与工作或创作，不需要坐班，一周承担十多个小时工作时间，抑郁复发了，工作就先停一停。他们一边工作，一边疗愈。理想情况下，一些青少年能够慢慢离开“渡过”，继续上学，自己出去找工作，“作为一个过渡”。

　　许多抑郁症社区试图成为家庭与学校之间的“中间地带”，然而这并不是一个真实的社交环境。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精神科医生林红，从2009年开始做家庭治疗，接触了大量孩子和家长。她说，很多孩子处在两个极端状态里，有人变得很封闭，另一类会不断往外走，逃离某个地方。有的家长束手无策，对她说，林大夫，给你十万块钱，我把孩子搁你这儿。林红无奈，“对家长来说这似乎是一个简单的办法，却不是解决问题的正道，孩子早晚还是得回归家庭、回归社会。”

　　医院、心理咨询室与疗愈活动，像是这场康复马拉松途中的医疗点与加油站，可孩子的康复路上不能只有这些。林红介绍，抑郁的诊断标准里，有一条是症状导致患?在学校、社会或家庭出现明显的功能损伤——不能上学、不能工作或者无法社交，疗愈过程中，孩子需要重新去社会化，回归家庭、学校与人际交往，这是孩子逐步康复的表现。

　　而迈出这一步，意味着诸多困难。持续的治疗与心理咨询支持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医疗点与加油站之外，还需要铺平一条跑道，接住这些抑郁的孩子，让他们一步步学习如何回归，以及应对未知的困难。

　　“家长怎么在这个疾病过程中参与进来，怎么去陪伴孩子、支持他，跟孩子一起去面对这个事。”林红说，这是家长的课题。而学校的课题是，能不能允许一个抑郁的孩子慢一点，未必需要完全按部就班，“总会有一所不以升学率为目标的学校，可以是职业学校、国际学校，也会有一些更宽容的老师。”

　　但更重要的还是制度性的保障。林红在日本与德国进修学习时，孩子在住院期间，学校会安排专门补习的老师，避免学生落下太多功课。专业治疗开始之前或结束之后，孩子在学校期间，可以先在一间单独的生活指导部室适应学习和社交。如果孩子有特殊需要，可以先在这个特殊教室里挂了帘子的小独立隔间学习、读书或做手工等，他自己决定什么时间拉开帘子。

　　轻尘曾问父亲，能不能有条件地复学，比如不上早自习，比如可以拿手机，随时记录作曲的灵感。郑博闻之前没能给他肯定的答复，他说，会去和老师沟通一下。后来，他辗转联系了家附近的学校，校方同意，在不打扰教学秩序的情况下，可以允许孩子自由一些。

　　除了学校与家庭，社会也需要参与进来。在许多城市，除了学校，目前并没有什么更适合青少年的活动空间。林红介绍，在德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会组织很多康复的活动，社工与咨询师会支持和帮助患者练习如何回归社会，同时通过法律保障“Home Visit”，社工可以定期去患者家里家访，跟进青少年的康复状态。

　　为了引领女儿出门，回到社会生活，顾莉做了许多尝试。5月，她带着白桃去了小区旁边一个社工站，那里有很多生病休学的小孩子，需要一些小志愿者陪孩子们玩游戏。白桃去了一趟社工站，陪小朋友玩了一个下午，她有些手忙脚乱与不适应，更想念与同龄人在一起。

　　5月底，一个午休时间，我们与顾莉第三次通电话，她提到了自己与丈夫工作的变动，他们最近都经历了降薪，加班也很多，经常开会到深夜。比起前两次的镇静，顾莉显得脆弱与不知所措，女儿已经回不去普通高中，读国际学校经济压力剧增，而疗愈还在持续，看不到终点。电话里她几度崩溃，哭出声，她第一次提到了自己心里萦绕不去的、最极端的恐惧，“如果我们大人失业，或者意外去世了，孩子怎么办？”

　　在C市最后一天，我问轻尘，他和朋友一般去哪里聚会。轻尘想了许久，C市建了一个新商圈，开了剧本杀、奶茶店，很多学生会过去玩。轻尘停顿了几秒，他还没去过。最后，他还是决定不去那个商圈了。我们去了他家附近的湿地公园，转了一个下午，阳光很好。打车时，我报出手机后四位，他突然停下脚步，掏出手机，“一个乐句冒了出来”。

　　我们静静地等他记录完。离别前，轻尘告诉我们，他决定下次复诊后，去那所学校感受一下再复学。他在写的那首歌关于抑郁症，他说，希望以后大家再谈起抑郁症，能够像谈论天气一样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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